顾炎武的读书中的“读”与“行”
校园文化 | 来源:万卷美术学校    浏览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4-6-4

 

顾炎武,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(公元1613年7月15日),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(公元1682年)正月初九日,今江苏昆山千灯镇人。他的一生,跨越明清两代,从出生到32岁,他是明朝子民;从33岁到去世,他是明朝遗民,并且始终坚持这个身份,不与清政府合作。

顾炎武留下的学术著术中,代表作有两部,一部是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一部是《日知录》。前者主要是明代一些地方志和官员奏折、私人笔记的摘抄,资料性很强,但较少他个人的观点;后者则完全按照他的某一思想主题,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出各种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,加以系统的论证,更能看出他的思想风格,他自己本人也说:“平生之志与业”尽在《日知录》中。简单地说,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以资料性见长,《日知录》以思想性见长。

不过,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更能代表顾炎武的“实学”风格。顾名思义,这种书是探讨天下各地“天时之利,治理之病”的学术专著,内容涉及各地区地理变迁、治河工程与政策、财政税收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,都是与实际治国密切相关的学问,以致于梁启超称之为“政治地理学”。但这种学问有个缺点,一旦时过境迁,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过的某些方法、政策或制度,就全没有意义了。比如他谈及到江苏各地治理河道的方法,到今天,好多地名和河道已经不存在了,对他记载的那些方法之得失也就无从评价了。所以,梁启超称这类学问“日益刍狗”(越来越没有价值)。没办法,这就是“实学”的局限性,它只是针对一时一地的当下情况提出的操作性建议,当时如果用了,就很有用,一旦当时没采用,时过境迁确实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,就比如一本过时的地图册,不会再为人们提供最新、最可靠的道路信息一样。所以,尽管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这部著作的书名很棒,但其所谈的去病兴利之法,在今天看来,着实已无大用,只对研究历史地理的专业学者有些参考价值。

顾炎武对日常生活经验是有见识的,他经过商、理过财、管过家,对人性的局限性有通透的理解,而且,他本人那种知识分子的天真使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在今天看来,充满了幽默。比如,他举过两个治家的例子,一个是说宋代有位姓张的老人,家里是九世同堂,宋高宗问这老人,这么一大家子人,是如何做到和谐相处的,那老人不说话,一口气写了上百个“忍”字,意思是以隐忍求和谐。顾炎武对此评价说,“居家御众,当令纲纪法度有章,乃可行之永久。若使姑妇勃奚(儿媳妇与小姑子闹矛盾),奴仆放纵,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”,这不仅九代同堂,恐怕一天都过不了!在他看来,这个段子纯属扯淡。他认为另一个段子更为靠谱,说的是明朝太祖朝,浦江有位郑氏老人也是几代同堂,明太祖问他是如何和谐相处的,郑姓老人回答说:“没有什么别的,就是不听女人的话就行”。顾炎武评价说,这才是真格的事,可为行之百世!

行走,是顾炎武后半生的生活常态,更是他确立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。他的这种行走,绝不同于现在小资作家们所谓的“行走文学”那般写意浪漫,也没有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在《在路上》这部小说里描写的那般放诞无忌,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探索学问的乐趣。刚开始,他是一个人在走,后来有了点钱,雇了三个仆从照顾生活,朋友又送了他两匹马和两头骡子,可以驮书和行李,境遇改善了一些,但仍然还是很辛苦,一年之中,往往有一半的时间都宿在旅馆里。读及顾炎武自叙的这段文字,笔者为之动容,眼前浮现出了这么一幅图画:一位瘦弱的老人,满面沧桑,走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,虽然已经很疲倦了,但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他的眼睛里仍然闪动着坚定的光芒。